小学心理评估涉及敏感的词语,会让家长担心。如何专业地与孩子讨论生活话题?

2020年11月,安徽省淮北市翠峰小学学生在相山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团体辅导室做游戏。 (图文无关) (新华社/图)

2021年11月18日,有上海市长宁区家长反映,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参与了学校组织的心理测试问卷,这份线上问卷长约120题,负面消极的语句描述较多,涉及自杀准备等敏感字眼,有家长对此非常担心。

11月19日,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区就此事公开道歉,认为“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吸取教训。

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县级教育部门要设立或依托相关专业机构,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

对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管理十分必要。依据202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有26.4%的中小学生有抑郁的状况,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的发病率逐渐走高。

最早在国内提出青年“空心病”概念的徐凯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的舆情集中在量表的问题设置,而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给中小学生做心理健康调查?应该怎样科学地应对?

南方周末专访国内多位心理学专家释疑。

陆 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徐凯文 北京大儒心理咨询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致力于心理健康研究和服务机构)、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师

雷五明 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

本次测评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南方周末:根据家长反映,问卷第四部分(第58-67题必答题)和第五部分(第68-95题 选答题)引了Beck自杀意念量表,这是一张怎样的问卷?理应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徐凯文:Beck自杀意念量表来自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阿伦·特姆金·贝克,他是认知行为治疗理论(CBT,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的创始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决定了他的情绪,改变看法可以改变情绪。因为目前没有类似仪器检测癌症一样,直接检测出抑郁水平,更不用说评估其风险,所以现在还是直接询问相关情况、想法等来评估最为准确。但实际上预测人的这一倾向,比任何其他的评估都更困难。如果不是面对面做评估,我不建议询问相关细节。

雷五明:Beck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有自杀风险的病人,不适合作为心理健康测试,尤其对未成年人。每一个量表都有它的适用人群、范围和流程。有相关字眼的这种量表谨慎使用,18岁以下的人群更应谨慎。

南方周末:对四五年级、初一学生来说,抑郁症筛查,120题算多吗?

徐凯文:面向大学生的量表可能有100-200题,大约20分钟;我们在中学用的量表是72道选择判断题,十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小学生没那么有耐心,体量要更少,可以是扳机题(又称线索问题),比如选择有相关倾向、有性侵经历的选项后,才会触发10-20个相关提问,这个技术上不难。

比如给中小学生做访谈,我的方式是先做测评,结果提示他存在情绪问题,再通过一对一访谈确认。

孩子们年龄小,认知加工能力有限,应更加审慎,或是提问模糊,比如“你有没有产生过放弃自己的想法?”这肯定有歧义,孩子只是想不好好学习、躺平算了,就回答“有”,实际上,他没想自杀。这样筛选出的假阳性(没有心理问题的孩子被筛查疑似为存在问题)会更高,但可以在一对一访谈环节再进一步排除他的问题,以此来降低测试中直接出现相关字眼的负效应。

南方周末:针对该问卷,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做完问卷后闷闷不乐,填完这个问卷会导致孩子出现这样的情绪吗?

陆林:家长的情绪及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家长和孩子的建议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了解,大部分孩子也就一看而过,但有的孩子本身就对这方面问题关注较多,他可能受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因为这个量表,给有些孩子造成了影响,需要老师、家长与孩子进行沟通,甚至需要及时的专业心理辅导。

徐凯文:我作为父母很理解家长的这种担心,但我也从事中小学心理筛查系统研究、危险性评估和危机干预的科研和实践,生死之大,我不认为一个原来不想自杀的孩子,看到有关问题后会想。家长对这件事情无需过度关注,过度的聚焦本身也会强化这件事情。测评已经结束了,那几道题孩子可能十几秒钟就答完了,他原来没问题的话,测试肯定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如果这个孩子测评下来是有危险的,那就必须要重视,测评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学校需要跟家长沟通,请心理学专家来办讲座,说明心理测评的科学原理和如何应用。

中小学生心理测评需家长知情同意

南方周末:在筛查青少年抑郁和极端倾向时,可以提及自杀吗?

陆林:我们可以与孩子讨论情绪、生命健康、防止极端事件的相关话题,但不要用量表筛查,这不太科学。对于一个健康的、没有自杀倾向的孩子提及自杀方式等字眼,没有必要。如果请专业人士设计简单的问卷初筛,再对一些存在情绪问题的孩子重点交流与干预,会好一些。

徐凯文:测评是非常专业与科学的。首先,它需要受测者的知情同意,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针对他们的测评还需家长的知情同意。

其次,不应强制,如果家长或学生有顾虑,也应尊重。但我个人鼓励积极参与测评,这真的有可能挽救生命,要跟家长跟学生科普其重要性。

最后,测评结果要严格保密,这属于个人隐私,受国家法律保护。根据《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的规定,仅以下三种情况可打破保密:(1)受测评者有严重的自我伤害或者伤害他人的倾向;(2)未成年人有被性侵犯或虐待伤害的情况;(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如法庭诉讼取证等)。而且只能告知专业人员、家长和老师等需要给予他帮助的人。

雷五明:如果某个孩子已经被发现有自杀行为或者意念,专业上相关问题是可以问的。另外,如果学校最近发生过相关事件,来做评估也是可以的。正常情况下,问自杀很不合适。

南方周末:有些心理测评发给家长来填,相较于孩子自测,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劣?

徐凯文:现在的小孩都很聪明,成熟更早,可以试试高年级小学生用自测量表,中低年级的认知水平肯定不行。

孩子年龄越小,用这种自评量表的方式越不可靠,他都可能理解错了,测出来就是不准。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告诉我,他不理解“意图”是什么意思,就产生了假阳性。目前国内使用的筛查量表,大多是几十年前从国外翻译而来。我们应不断探索和研究,根据中国的文化和时代特点,不断更新迭代我们本土化的测评系统,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不同特点,用最适合、恰当的词来询问。

对年纪较小的孩子,有一种方式叫投射测验,通过让他画画、搭积木、看图画讲故事等游戏的方式来观察和评估,但难度比较大,对评估者的要求高。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评——由父母和老师来评价,优点是避免负面影响,缺点就是父母也未必那么了解孩子。所以确实没有完美的方式,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2021年9月,黄浦区复兴东路第三小学为接送困难的家长提供“心呵护”晚托服务,由学校的教职工党员、志愿者等组成辅导团队,看护孩子们进行阅读、益智棋类等活动。图为看护老师将学生送到校门口。(图文无关) (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长宁区教育区的致歉中提到“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测评在制定、审核过程中,是否应有伦理委员会等相关组织审核批准?

陆林:我们所有对临床、患者、大众开展的调查都应有伦理委员会审核把关,尽最大可能不给被调查者或者被救治者造成负面的影响,这是伦理方面的基本原则。如果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进行抽查或调查,也应该有个伦理委员会,对调查内容进行审核。

徐凯文:对于这次教育部发文,做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测,我还是非常支持的。建议教育部门提供工作指南,方便各个学校按规范实施,因为校长,非专业的老师也未必有心里测评的专业知识。

很多小学心理老师都不是专业人员

南方周末: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否日趋严峻?

徐凯文: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向中小学蔓延。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26.4%的中小学生检出有抑郁的状况。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的团队还发表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数据显示,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焦虑障碍等。这和我自己在公立学校、国际学校调查的结果也是相似的。

尤其是2020年疫情后复学,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疫情之后,全国各地的儿童青少年极端事件变多了。这么小的孩子放弃生命,对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也击破社会心灵底线。所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都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南方周末:科学的抑郁症筛查,可以起到怎样的预防作用?

徐凯文:大学新生入校时会接受心理测评,主要目的就是去发现存在严重抑郁,甚至极端的自我伤害、伤害他人倾向的学生,主动为他们提供帮助。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所有高校都开设有心理咨询中心,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筛查和心理咨询服务,确实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大学生是目前为止得到最好心理健康服务的群体。中国人的整体的自杀率是9.1/10万,每10万人中每年大约有9个人自杀,而据2009年教育部公开数据,大学生自杀率只有1.24/10万,仅为没有普遍开展心理筛查的美国大学生自杀率6.5/10万的1/5。可见,筛查和干预起了很大作用。

南方周末: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如何与小学生谈论生命与死亡,甚至自杀相关话题?

陆林:教育部门的重视是很重要的,但大面积筛查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最重要的还是培训家长和老师,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了解有情绪问题甚至是自杀倾向的孩子的特点或表现,必要时需找专业人员咨询求助。

心理健康教育需要专业化,而很多小学心理老师都不是专业人员。比如这次长宁区的测评,如果学校里面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就有可能减少这种情况。

雷五明:死亡和自杀这种字眼,与16岁以上的青少年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孩子问父母这些问题,有的父母都很难说清楚,要么大惊失色不许他说,要么把他骂一顿。针对小学生,建议不随便使用含有这些字眼的自陈量表,最好换一个反方向的表达方式,比如以后有什么梦想要实现,我们长大了以后要去干嘛,人生什么最宝贵等等,让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徐凯文:给四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谈论死亡等话题是可以的,但做量表筛查应该有更严谨的研究和实验。

曾经有一位中学校长与我联系,他们学校已经发生了数起学生自杀事件,我建议他做全员的学生测评,但是即便是这样情况下,他还是犹豫的,最后也还是没做,就是担心做测评引发负面效应。

但问题已经在了,不去面对解决它,很可能还会恶化。因为自杀是有传染性的,容易产生模仿行为。为防止崩盘局面,必须及时有效地科学应对。一旦学校里发生自杀等恶性事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人群当中本来就有这种倾向的人,评估这件事情对他的冲击和影响,进行干预和帮助,甚至送医住院治疗,挽救生命,这都是要通过心理筛查才能找到高危个案。

南方周末:中小学需要有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但从这次的事件可以看出,目前专业人才是否存在很大缺口?

徐凯文:现在教育部规定,每一所中小学都要有心理健康老师,但目前有专职老师的学校还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兼职老师。

陆林:目前我们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储备力量不够,精神科医生人数很少,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更是不到500个,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增加儿童精神科医生的数量,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

另外,国内的老师和父母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应该具备预先识别问题,再交由专业人员去处理的能力,整个社会也应形成一个包容的,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和氛围。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